书摘 – 《身份的焦虑》

艺术到底有何用?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,人们普遍在问这同一个问题,根据好多评论家的观点,答案是:艺术没什么用处。并非是艺术建造了大型工业城市,修筑了铁路,挖掘了运河,扩张了帝国,或使英国在世界各国中遥遥领先。事实上,恰恰好像就是艺术能够削弱那些使这一切成就得以实现的素质;长期耽溺于艺术会产生一定的危险,会导致阳刚之气的丧失,会形成过于内向的性格、同性恋的倾向、痛风病和失败主义。

在1865年的一次演说中,来自伯明翰的下线议员约翰·布朗特把有文化修养的人士称为一群自命不凡的家伙,他们享有盛誉的唯一理由就是“对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两种死去的语言了解一些皮毛”。牛津大学老师佛雷德里克·哈里森,长期浸淫于文学、历史或绘画的好处持有同样刻薄的观点。“文化修养对那些为新书写评论的人而言、对那些以文学为业的人而言,都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素质,”他承认,但“如果将其用于日常生活或政治生活中,文化修养仅仅体现为对吹毛求疵的癖好、对个人安逸的追求,以及在行动中的优柔寡断。文化人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可怜的意中人。他们在迂腐不化和缺乏理智方面无人能及。对他们来说,任何想法都不会显得虚无缥缈,任何目的都不会显得脱离实际”。



-阿兰·德波顿 《身份的焦虑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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